说易行难

今天心情有点灰色，本不想写了，想了想，说一个今天的事吧。

自从身体不好后，干点体力活就有点胸闷了，所以平时注意保护自己，不要太累着。我现在的工作需要费点体力，因此不希望有太多的病人，反正做多做少，拿的钱都一样。

在我从一个医生和一个病人的综合立场来看，有的检查单是没有必要，或是可以用其它简便、便宜的检查方法来代替的，但毕竟这是由主诊医生决定的，我只能被动地接受。开单医生有提成，所以他们会多开单。曾经和他们沟通过，按现在的检查费用和成本来核算，做一个检查是亏本的，医院亏本了，最终发到你们手上的钱还是少的。可他们不这样认为，还是搏了老命的去开，仿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架势。后来，科室里一些老人教了一个曾经用过的招，就是把取报告单的时间拖到正常下班时间之后半小时，这样开单的医生要处理病人就得拖班，但是拖班又没有加班费，所以医生们也不愿意。一来二往，渐渐地开单就少了。我照葫芦画瓢一试，果然奏效。

上午10：45am，来了一位农民工，浑身泥泞，左手托着右腕，局部已肿胀畸形，神情已麻木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位农民工。一照片，果然是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，而且远折端向背侧移位，骨折线已累及腕关节面。发了报告，让他赶紧找大夫看。不一会，大夫过来看片，又匆匆走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病人的陪人过来了，说大夫说不能手法复位，叫他们到大医院去治疗，要把片子借走。我条件反射地又拖了起来，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，告诉他们下午再来取片。陪人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感激地说了声谢谢走了。一瞬间，我有点于心不忍，想把他叫住，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来。结果，他们再没出现，估计是从我们医院出来就直接上其他医院去了。可他们到了别的医院，就要重新照片，这样不但浪费时间，还多花了钱，这些本来是我可以帮他们避免的。

我曾经说过我是农民的孩子，我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，我要善待他们，善待那些渺小、无助的人，我说过，这是我的救赎。但在今天，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，只是因为我的方便。《新周刊》今年第231期提起农民工的压力是这样说的：而对于农民工来说，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，整天感受到他人的白眼和歧视，内心的人际压力和内部冲突非常强烈，他们更需要人与人的平等和基本的安全感。我并没有做到平等地对待他们，象对待我的家人和朋友一样对待他们，严格来说，我的所为就是一种歧视！

要了解自己有多难！要改变自己有多难！

我不敢确定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，也许还会有反复，但我尽量坚持吧。凡是农民、农民工和低收入的病人，我就勤快一点；有钱的老板就随便一点。可这是不是一种仇富思想，也是对有钱人的一种歧视呢？而且，我们医院那一片都是穷人多。怎么办呢？不推嘛，自己身体受不了；推了嘛，自己又过不了心里那道坎。

是佛是魔，只在一念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