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医生

小鼎顶发烧有三天了，一直不退，最近一次升到39度3，不得以带到医院（不是我工作的单位）。医生询问了病情，检查了体征，了解了吃过什么药，家里还剩哪些药，开了一剂处方：6颗强的松，总共一毛钱。而我打的、挂号一起就二十多块钱。

没有要求验血常规，拍胸片，没有开大处方，开贵的药，也没有输液吊针。一毛钱的处方相对于其他花费不可不谓之为九牛一毛，相比于我们了解的常情，这样的医生，应该算得上好医生吧？

这位医生和我爸是同辈人，搬了几次家，都在同一幢楼住，他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算是世交了。自己人，当然是按自家人的方法来治。如果对其他病人也能一视同仁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医生，是吧？

如 果所有病人都按这种一毛钱的看法，我不是说所有的单都要求一毛钱，我是说按这种诊治原则，那么一个月下来，这个医生能创造多少收益？他不收红包，只想凭本 事吃饭，所以不会有外水。但是单靠他这点创收，能提成多少？到手的钱会有多少呢？他也要养家糊口，也想过上好的日子，可他要花钱的时候，别人不会因为他是 个好医生而少收钱。房价不会因此打折，孩子上学赞助费不会减免，猪肉佬也不会便宜卖给他。钱进如钟乳滴水，钱出如水银泄地。当许多医生处于窘迫之境时，又 有谁会伸出援助之手？大众对医生的待遇视若常人，可在道德上却做圣人之要求，这不公平吧？于是，医生只有自求多福，自力更生了，自然这羊毛要从病人身上拔 了，是吧？

看来这笔钱得由国家财政扶持。根据卫生部的统计 ，2007年底全国卫生人员共有590.4万人，如果每个人只是每个月增加100元，一年就要增加70.4亿元，而2006年度各类卫生机构的总支出 是594亿元，也就是说，只是每人增加一百元，总支出就要增加11.8%。每个人的满足度又有所不同，到底要增加多少钱才合适呢？2006年度县及以下卫 生人员人均收入是18 472元，每月增加一百元，对他们来说，增幅达到6.5%，可能算是不错了，而相对于城市卫生人员的人均收入33 414元来说，涨幅却只有3.5%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既跑不过刘翔，也跑不过CPI。二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相比上涨了8.7% 。在我的城市，房屋均价是我月收入的两倍多，比去年年均售价提高了15.8%。每月我看着工资单，就琢磨着是不是该绝食一段时间先买个抽水马桶的位置。最 直接的是，每次一到菜市场，就发觉这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经用。以前20元钱买得蛮多菜了，现在随随便便只买几样蔬菜就花完了，还不见肉。我们的生活已经在 负增长了。所以，要过上稍微象样点的日子，这一百元钱是远远不够点。但国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了。政府指不上了，只好继续拔羊毛。

可 医生这个行当有它的特殊性。其它买卖，商家以次充好，货不对版，可能只是性能差点，使用时间短点，亏点钱罢了，如果发现了猫腻，还能要求退货。可不正确的 医疗行为对人的身体的损害是巨大的，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可逆性，它不是退款能弥补的。所以，既然入了这一行，就要有所牺牲。在条件不能满足自身利益时，仍要 无条件地把工作做好。

但是，总不能让医生只奉献无回馈。那种只要求医生忍辱负重，却无视他们正 常需求的想法，本身就是一种歧视。为什么医生就要过紧巴巴的日子？为什么不是公务员呢？在我的城市里，一个不足35岁的公务员能分到180平米的房子，而 一个主任医师干了30年也只是120平米。每次涨工资，公务员都是带头涨，而医院只是给个政策，发不发得看医院有没有钱，院领导愿不愿意发。而且公务员一 个月还有成百上千元的交通费、电话补贴等各种隐性收入。更加不能忽视的是他们手中权力衍生出来的利益。公务员享受了如此高的待遇，他们又做了什么呢？结构 臃肿，行政不作为，效率低下，法规朝令夕改，决策武断、随意，浪费巨大，约束性措施常为一纸空文，不体察尊重民意，作风霸道，相较之下，医生好歹还救过几 条人命。

医生是个厚积薄发的职业，总是在不断的学习。他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平，这需要知 识、经验的累积，而且医学上的很多问题我们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。而病人把医生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不允许医生犯一点错。医生出于职业道德和对自身的保 护，也不允许自己犯一丁点的错，因此医生的压力是越来越大。随着病人的不断增多，医生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， 压力就更大了。可医生又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。科室里人员少，病人多，工作重，三四天值一次班，经常出了夜班，还要查房、写病程记录、做手术……通常是到了 中午或下午才能回家。这方面喏喏体会比我深。我的同事也有两三年没休假了，如果不是我病了，也不可能休息。这样的辛苦奔波却换来的是病人的怨声载道。病人 经常说，这个检查做得不够快，候诊的时间太长，看病的时间太短。有的还打人。儿科的一位老主任被病人打断了两条肋骨。别人问我，长大后小鼎顶要做什么呀？ 我回答，只要不是学医。

不要想错了，我并不是想把医生和病人放到对立面，也不是想把医患问题转 移到社会不公上，把仇恨转移到另一个团体——公务员。只是如果大家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互相考量，纷争才有可能得到化解。我们的教育里有太多的仇恨，似乎 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把另一拨人消灭，让他们万劫不复。仇恨只是把彼此拽入混沌的泥潭，越用力，沉得越快。

接下的路该如何走？

一 条路是彼此怀着敌意继续对峙，警惕地追查着对方的每一个细节：病人在怀疑着医生的善意，嘀咕着他是不是笑面虎；医生在想病人是不是又在恶意地琢磨他的诊疗 措施，是不是在收集证据以便日后的投诉，我是该从他的利益出发，减少医疗环节和费用，还是保护性地把所有措施都做完。在这种高度猜忌的氛围里，如何能避免 医患冲突？纵使有再好的制度，它的实现也要靠人来完成。缺乏信任的大环境，监督者的正常行为也会变得可疑，因此一切环节除了是徒增成本，降低效率，再无益 处。最终，只是一起捆绑着堕落山崖。

另一条路是放下历史问题和纷争，向前看，本着诚意，互相退让，在相互理解中，达到平衡。

全社会的和解也 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法。这需要全体民众的参与。医生和病人的关系，也包含了社会所有成员的复杂关系，所以它的问题也是所有社会综合体的利益博弈问题。要实现 利益共羸，大家就要坐下来谈判。既然是谈判，首先必须大家都处在同一个理性层面，其次要有同理心。任何只强调单方面得失的情绪化做法，都是无法达成共识 的。我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进城务工人员，指责是他们引起了城市治安的混乱，而不去了解他们生活的艰辛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，社会对他们的扶持不足。在批评老 师把课堂上的教学放到兴趣班时，我们也要指出ZF对教育投入的不足，以及在政策上促使教育产业化的弊端。我们批评公务员的不作为，效率低时，也要看到现行 体制对他们的约束失效及基层工作人员执行者的无奈。最后，大家都要舍弃部分利益。谈判就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。只顾着自己挤上独木桥的，必然被别人扯住后 腿，步履蹒跚，甚至落桥。适度的退后是一个诚意的姿态，离远一点看，原来对方的面容也不象想像中的狰狞。退让是为了共同的目标，乐观者会看到远景的美丽， 欣然携手前行。

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各利益方有效地对话。所谓的人大代 婊只不过是一堆投票机器。我们并没有能替自己振臂高呼的代表，发出自己群体的利益呼声。宪法规定，全国人民代表指定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，所有的权力属于人 民。口号是很振奋人心，但如果它的基本筑石——人民代表都不能由民众自己选出，那么架构的又是什么上层建筑呢？民主，就是拥有普选权，每个个体能用手中的 选票决定国家事务。我可以推选任何一个合法的公民，我也可以自己去竞选，不管你属于高层或低层，即使是性工作者、敲头党、流浪者，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呼 喊，也可以平等地表达你的主张。

现实中，没有人能代表你的主张，你只有依赖执政党，因为这里没有反对党。这里只有一个声音震耳欲聋，合斜。只是罗素说，幸福的本源，乃是参差多态。可能他是番鬼子，死得又早，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所有的声响都淹没在这洪亮的声音里，似乎矛盾被解决了。

只是盖子是捂不住的。各种矛盾在锅里缠绕、摩擦、发酵，必然要找个通道夺路而出，盖子迟早会被掀翻，不如早点打开盖子，找出症结，解决它。

这 需要执政党有勇气，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是尖刻的批评。也需要民众有勇气去提出批评，但是我不赞同人人都去做斗士，如果你选择了英雄的道路，我当然敬 佩，但如果你在安全的前提下才提出意见，我也不认为你做错了什么。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曲折的，反复的，路上有着许多辛酸苦涩，但路是向前延伸的。看看厦门 的散步，我对自己说，有信心。

医疗改革不是独立的行动，不是某个部门的闭门造车，也不是靠单纯的经济杠杆就能撬动。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影响着不同人的命运，冲击着社会结构。没有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，它只不过是一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闹剧罢了。